PREFACE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过去的2022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世纪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政经格局加速演进等等因素对现行国际金融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国际金融法研究和运用，善于运用国际金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经过中心成员的推荐、梳理与分析，我们甄选出了2022年国际金融法治建设十大要闻，期待通过准确把握国际金融法治内涵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在理念、原则、规则、制度等方面对国际金融法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通胀高企 全球经济或将面临滞胀风险 Key Words: High Inflation; Stagflation;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通胀水平远远超出预期。在2022年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认全球通胀压力比预期要更广泛、更持久，预计2022年全球通胀率将高达9%左右，许多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已经接近或超过10%，这是近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022年的到来，受俄乌冲突和疫情持续影响，全球供应链中断，2022年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全球多数国家通胀持续攀升：6月，美国CPI高达9.1%，为40年来最高；10月，欧元区年通胀率为10.6%。通胀高企已经成为2022年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为了应对这场4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美联储、英国和欧盟央行采取激进加息和量化紧缩（QT）措施，但收效仍然不佳。这应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传统的与通胀相关的货币理论效力渐失，全球货币政策调整面临新的挑战有关。采用传统策略固然能在短期内遏制通胀飙涨，但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全球经济逐渐接近衰退临界点，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另外，在获得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并于2023年正式实施，此举引起了中国、欧盟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严重关切。《通胀削减法案》以降低通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本质上是“美国优先”战略在经济方面的体现。显然，全球通胀的影响因素已从经济层面扩展到非经济层面，需要更多地从国家战略、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治理角度来审视这轮通胀的深层原因以及深刻影响。 在当前全球大背景下，本轮全球通胀既有源于疫情对供给的冲击，也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产生的需求冲击，还有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裂变因素。通胀成因分析充分表明，全球通胀走势看似简单，实则纷乱复杂。但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逆全球化兴起，使得寻找和达成全球应对方案越来越困难，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势在必行，这也是治理全球通胀的最有效途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实现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来看，我国应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海外金融风险的传导。2022年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稳定法（征求意见稿）》《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等，为金融稳定、金融风险应对化解提供了法律法规支撑。但现代金融安全的总体性，金融风险的联动性、传导性、外溢性等特点，决定了金融安全的治理目标不再是之前传统技术和狭义角度的一国金融行业稳定。总体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涉外金融安全与内部金融安全、传统金融安全与新型金融安全等关系，保障总体金融安全，应成为新时代金融安全工作的应然目标，并在立法和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实然努力。 2 强势美元引发全球货币贬值 Key Words: Strong Dollar; Currency D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022年，受到就业成本上涨过快、供应链紧张、发行货币过多等因素影响，美国通胀一路走高。为抑制通胀，美联储于3月开启了加息周期，已经累计加息七次，年内累计加息425个基点。2022年9月28日，美元指数突破114大关，年内涨幅超过20%，创2002年5月以来的新高。强势美元下，主要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一些发达经济体货币跌幅甚至超过新兴市场经济体。截至9月底，在发达经济体货币中，日元、英镑和欧元兑美元汇率纷纷跌破20年甚至30年以来低点，年内贬值幅度分别达到27.3%、22%和16.3%。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中，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但整体而言对美元呈现升值态势，年内升值幅度分别为26.7%、4.6%和2.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呈现贬值态势，汇率年内跌幅14.1%，但低于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兑美元的跌幅。 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高企，主要经济体进入加息通道。作为全球核心货币，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最重要变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本轮美元强势周期不同于以往，呈现单边失衡格局。面对汇率暴跌及金融市场震荡，日韩等许多经济体采取了外汇干预、积极救市等应对措施，但总体收效有限，难以从这场美元强势风暴中完全脱身。究其根源，一是国际货币格局的不平衡特征突出，美元作为主权国家货币与其具有的显著的外溢效应以及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二是有关国家通胀走势差别巨大，尤其在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方向存在重大对立。对此，世界各国应携手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改革，降低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充分发挥欧元、人民币等其他主要货币在流动性供给中的补充作用，为全球货币市场稳定贡献积极力量。加强国际沟通、协调与合作，充分发挥多边平台的作用，缓释宏观政策对外围国家的溢出效应，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降低周期性金融风险，熨平潜在过度波动。对我国而言，除积极加快与我国实力相称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外，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作，借助宏观审慎管理来减缓资本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冲击，加强对金融机构个体风险承担行为的审慎监管，以维护金融稳定。 3 欧美金融制裁全面升级 国际政经格局面临诸多挑战 Key Words: Financial Sanctions; SWIF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联合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俄罗斯实施全面金融制裁，制裁范围之广、强度之大，历史罕见。2022年2月26日，美国、英国、欧盟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加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内容包括：禁止俄罗斯部分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国际储备。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制裁，2月28日卢布对美元离岸汇率一度盘中暴跌近30%，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俄罗斯立即实行了反制措施：除加息、暂停股市交易外，俄罗斯政府暂停对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俄罗斯国债和股票支付利息和红利；阻止外国投资者出售俄罗斯股票和债券；威胁关闭天然气管道；要求出口商把80%的外汇兑换成卢布；限制非居民撤资和携带外汇现金出境；宣布“资本大赦”，鼓励居民把存放在海外的资金转回国内。到4月，卢布对美元汇率恢复至俄乌冲突前水平；6月卢布对美元汇率甚至创下7年来的新高，一度成为全球涨势最强的货币。 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的措施，是“尼克松冲击”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而美国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信用基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信用基础或已发生动摇，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可能再度高涨。印度前中央银行行长拉詹指出，由于像欧元和美元这样具有流动性的储备货币屈指可数，政府将不得不对诸如公司跨境借贷之类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国家将不得不考虑一起建设新的报文系统以替代SWIFT，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支付体系的碎片化。但更为急迫的问题可能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传统的外汇储备分散化做法已经无法保证在非常时期外汇储备的安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他们必须尽可能减少外汇储备的持有量，或者使自身海外资产与负债处于平衡状态以应对风险。外汇储备资产如何实现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不断完善的前进方向何在等等问题也成为了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新课题。另外，我们可从欧美对俄制裁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只有具备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在当今货币采用信用本位的时代，人民币在本质上是国家信用，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的自愿接受而非依靠法律的强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实质上是人民币信用的国际化。为此，我国尤其应加强货币政策法制以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加强对境内外人民币财产的法律保护。 4 深化RCEP金融合作  加速释放发展红利 Key Words: RCEP;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落地生效，这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落地。当前，由西方主导的旧全球化模式停滞不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地缘政治格局严峻复杂。在新冠疫情的叠加冲击下，全球经济与自由贸易体系更面临深刻挑战。RCEP成员国的人口规模、GDP总量和贸易规模约占全球的30%，远超美墨加自由贸易区和欧盟，RCEP的落地生效开拓了国际分工的新格局，构建了区域合作的新机制，并为区域多边治理结构改善提供新范式。RCEP正式生效一年来，给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贸易领域，已核准的13个成员国相继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关税减免措施，促进了相互之间贸易规模的增长；在投资领域，协议引入了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等议题，全部成员承诺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增强了投资吸引力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RCEP不仅拓展了原来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网络，还进一步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粘性和稳定性；在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在同等支出的情况下，RCEP成员国可以得到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消费品，极大提升了成员国民众的福利水平。 金融服务是RCEP成员重点谈判的内容之一，各方在RCEP中达成了统一适用的金融服务规则，提升了金融监管透明度，为各方在完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有序扩大金融开放创造了良好平台。重点内容和成果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推动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引领国际规则走向。RCEP引入了新金融服务、信息转移和处理等条款。通过签署RCEP，中国首次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中纳入了上述条款，条款的最终内容既融合了中国实践与中国方案，也为全球自贸协定实践提供了典型范本。例如相较其他缔约实践，RCEP强调尊重各成员对数据治理的管理自主权，赋予金融监管部门在遵守义务前提下要求数据存储、保留记录副本等监管权力。由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协定上述要求体现出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有助于推动中国及区域内数字经济稳妥有序发展。二是推动国内法与国际法衔接，促进规则制度型开放。根据国际通行规则，纳入RCEP清单承诺的开放措施需以国内法律法规为依据，这促进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有效衔接。在RCEP生效实施过程中，中国金融业规则制度型开放将迈出新步伐。一方面，通过实现承诺，落实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有助于在法律法规层面完善外资准入等金融业涉外规则，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认真履行RCEP规定的透明度、国民待遇、市场准入、自律组织等条款义务，有助于在监管实践层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优化外资监管环境，促进规则和制度开放。三是推动外方成员进一步提高对中国开放水平，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迎来新机遇。相较各国与中国已有的自贸协定，RCEP多个成员在金融领域不同程度地作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包括取消和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机构准入和业务范围、放宽高管和董事会人员要求等，有助于促进中资金融机构海外高质量发展。RCEP的金融相关内容代表了中国在缔约实践中对外开放的最高水平，将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巨大助力，为中资金融机构海外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为银行业保险业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新保障。 5 创新金融监管模式  推动审计监管合作 Key Words: Audit Supervision Cooperation Agree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mportant Data 中概股跨境审计监管问题由来已久，2021年12月2日，SEC公布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最终实施规则，意味着针对中概股的监管政策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从监管要求来看，《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增大了外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广度与难度，还加入了专门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额外披露义务。自中概股自美退市的风险爆发以来，中美谈判一直在持续进行。2022年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署了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标志着中美在解决审计监管合作问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总体来看，两国监管部门的新闻稿都体现了双方就检查审计底稿以及调查事项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从所透露的细节来看，美方延续一贯立场，强调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重要价值，坚持查阅完整的审计底稿并且拥有调查的主动权；中方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会协助和配合美方的工作，但坚持限制“敏感信息”的使用与调取。 着眼于中国关于数据出境的要求，“重要数据”与“个人信息”乃需要特别关注的两类数据类型。“重要数据”的概念首次在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的《网络安全法》中提出。《网络安全法》对重要数据的跨境传输、特别保护提出了要求。2021年9月1日，中国《数据安全法》正式实施，成为数据安全领域的首部针对性立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结合后续《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等近期发布的文件所代表的立法趋势，将重要数据与一般数据、国家核心数据并列，认定为数据分级的主要等级之一。2022年7月7日公布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首次在立法层面明确“重要数据”的定义，即指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的数据。该表述与2022年1月发布的国家标准《重要数据识别指南（征求意见稿）》中有关重要数据的定义相衔接，这意味着《重要数据识别指南》及有关国家标准在重要数据的范围界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11月1日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中国法律法规中首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跨境提供规则、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对于个人信息的跨境提供，《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因业务等需要，确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颁布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以落实上述法律规定，规范数据出境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切实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此外，网信办还陆续发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定（征求意见稿）》等文件，以完善中国数据立法体系建设。 6 全球外汇交易量不断攀升 人民币晋升为第五大交易货币 Key Words: Dealing A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Currency Regulations; Revision 2022年10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了3年一次的全球外汇市场市场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外汇交易量攀升，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份额迅猛增长，晋升为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2022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达2.88%，同比上升0.38个百分点。同时，IMF将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人民币的认可度和使用意愿不断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储备功能进一步凸显，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回溯我国外汇管理改革历程：1996年接受IMF第八条款并于同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实现经常项下可兑换，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2001年加入WTO后，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2005年后基本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规模。综上可知，与金融开放进程相匹配的法律调整对有效推动我国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提振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在中国经济稳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下，中国对外贸易合作将加快向纵深推进，RCEP政策红利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将更加密切，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市场份额有望继续上升。但我国目前外汇管理立法分散于不同的法律，且面临法律层级不同的问题。故而我国在做立法调整时，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应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在当前法律规定分散、管理职能分设条件下，要关注交易与汇兑环节的协调。协调推进改革开放，确保高效完成改革任务。从长远看，可参考他国经验，探索外汇管理、贸易与投资统一于一部法律进行规范，并相应调高外汇法层级，从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从而有助于实现交易与汇兑环节的协调统一、更高效率地推进改革进程。 7 多地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试行 数字货币国际合作提速 Key Words: Credit Currency; Digital RMB;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m-CBDC Bridge" 央行数字货币（CBDC）跨境支付安排进程尤为引人注目。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宣布，2022年8月15日至9月23日期间，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以下简称“货币桥”）平台上首次成功完成了基于四地央行数字货币的真实交易试点测试，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由实验阶段进入试行阶段。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参与的mBridge项目发布阶段性报告，详细阐述了项目试点的运行成果。目前，项目试点已实现了不同CBDC的发行与赎回、实时点对点的跨境支付以及外汇同步交收（PvP）交易，并证明其在速度、透明度、效率、弹性、准入、成本和结算风险降低方面均具有优势。 数字货币融合当代数字金融与科技，有望解决当前跨境结算业务中存在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中间过程不透明等问题，为国际跨境结算提供新路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支付相关安全问题，智能合约的灵活性会给支付网络带来漏洞，跨境结算智能合约自动化领域还有待研究；二是数字货币可能扰乱现有跨境支付系统，给国内主权货币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相关法律与监管还有待完善。因此，CBDC跨境项目要结合不同监管框架的特点建立起跨境支付体系，通过准确判断管辖边界以适用不同的监管政策。同时，各国应形成全新的货币制度理念和货币主权制度，适应传统银行业结构体系并调整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责与功能，建设具有互操作性的支付基础设施，制定新的相关货币法律规则，构建新的监管体系。 8 加快推进气候金融风险管理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 Key Words：Climate Finance Risk Management; Green Finance; Climate Risk; Pressure Test 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波及单个银行机构的安全稳定性，从而对银行系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2022年7月4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宣布采取进一步措施，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欧元体系货币政策框架，以减少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对欧元体系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支持经济绿色转型。具体措施包括调整对不同气候表现企业的债券持有量、将抵押品制度与碳足迹挂钩、完善与气候相关的抵押品披露要求、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信用评估系统等。之后9月19日欧洲央行公布了其企业债券头寸减碳的具体方案。欧洲央行基于发行人的气候评分对企业债券头寸“减碳”；购买企业债券时将向气候评分较高的发行人倾斜。2022年7月8日，欧洲央行发布了2022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结果。作为欧洲央行气候路线图的组成部分，该测试通过收集定性和定量信息，评估银行业应对气候风险的准备情况，归纳应对气候风险的最佳实践。测试结果表明，虽然自2020年以来各银行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强，但这些银行尚未将气候风险考量充分融入其风险压力测试框架及内部模型中。 面对挑战，欧央行通过不断探索和尝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在前列。不论是在总体框架上，还是从经济监测分析、银行监管等具体层面，欧央行都为其他国家央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进一步探索完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实践。在测试方法方面，可借鉴欧央行气候压力测试情景，评估被测试对象在不同情境下面临的气候风险及影响，提高测试结果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在数据采集方面，可借鉴欧央行经验，建议结合我国国情和数据现状，制定前瞻性度量指标，明确数据采集标准，解决数据缺失以及颗粒度不足的问题，提供高质量、标准化和颗粒度较细的数据源。在测试范围方面，一方面需要拓宽测试覆盖领域，分别开展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领域以及银行部门的压力测试，充分评估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拓宽参试银行和企业范围，尤其要覆盖收入高度依赖碳排放行业的银行和企业，从而得以更全面地测度气候变化可能对经济金融领域带来的风险。二是加强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在企业信息披露层面，需要明确披露要求，在气候数据、披露内容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提高披露信息的可比性；健全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增强企业信息披露的外部约束。金融机构层面，需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指导，引导商业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定期收集商业银行风险敞口数据，作为央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数据样本；另外是对于当前气候风险披露成效显著、气候管理能力突出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配套支持，激励其采取信息披露实践。三是将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管理框架与工作领域。在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中，对于碳足迹较高的企业，提高对其债券或信贷资产的评级要求，对于披露其绿色转型计划或在气候领域表现更好的企业，有针对性地将其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在央行评级中纳入气候风险，评估商业银行环境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在金融数据统计体系中纳入气候风险数据统计，探索建立气候风险大数据，提高气候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9 亚投行加强区域合作互联互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Key Words：AIIB; Regional Cooperation;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为“亚投行”）致力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亚洲的互联互通，这同“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高度契合。为进一步拓展全球业务，满足亚投行域内外成员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更加贴近客户和业务前线，亚投行董事会于2022年7月批准亚投行在海外设立办事处。这将是继在天津设立办公室之后，亚投行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办事处。海外办事处的首选地点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亚投行目前正就有关安排与东道国进行磋商，并有望于未来几周达成协议。亚投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阿联酋设立办事处，有利于亚投行拓展在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投资业务，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项目监测和执行。首个海外办事处将以试点方式运行。2022年10月13日，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张文才、亚投行副行长陆书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业务代表签署绿色信贷转贷项目贷款协议和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项目配套赠款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能源和基础设施部门的支持与亚投行对可持续、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致的。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协议将在帮助亚投行提供支持以满足其成员的具体需求和承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亚投行第七届理事会年会于10月26日至27日以线上形式召开。各成员政府高级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基础设施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经济复苏和增长、加强跨境互联互通方面的关键性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本届年会以“面向互联世界的可持续基础设施”为主题。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在年会期间举行的全球媒体视频见面会中指出，加强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是重振全球经济的关键，亚投行将继续支持各成员绿色发展议程，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多边合作、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亚投行所涉及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范围广、建设项目大、主体多，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在亚投行的运行过程中和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合作中所要面临的各种风险和争端，最主要的是其内部的各个成员国间的争端以及其外部的各类相关的主体产生的贷款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需要我们根据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的不同，充分考虑地域特点，选择最合适的争端解决机制，借鉴国际上现有的成熟的争端解决机制，利用亚投行平台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运行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作为投资解决机构，优先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试行。 10 全球第三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崩盘 推进各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变革 Key Words：Financial Regulation System; Cryptocurrency 2022年初，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市值达到近3万亿美元，而截至年底已蒸发2万亿美元。今年至少有9家加密行业的独角兽企业申请破产，2022年11月11日，FTX.com及其关联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和130多个关联债务人自愿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同一天FTX年仅30岁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姆·班克曼-弗里德引咎辞职。2022年11月15日，FTX的巴哈马实体FTX Digital Markets Ltd.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南区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申请文件上称债务人的资产和事务将受外国法院的控制或监督，以进行重组或清算。FTX崩盘俨然已成为2022年度加密货币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在绝大多数加密货币市值持续走低的阴影下，更多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将会出现系统性危机似乎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加密货币及其衍生品脱胎于区块链技术，不管其是否被认定为商品、期货、证券或者投资组合，甚至未来被认定为具有法币货币属性的交易介质，其在短短数年的发展中已经对全球的金融行业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其作为金融创新领域的一部分，已在深刻影响各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监管变革。美国对加密货币交易所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和监管态势，主要通过联邦体系和各州双线监管。从美国联邦体系的立法角度看，美国联邦立法机构至今未通过任何关于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法案，2022年9月16日美国白宫发布加密货币监管框架，美国总统将评估是否呼吁国会修改《银行保密法》、反举报法以及禁止无牌照机构进行交易的法律，以明确适用于数字资产服务提供商，包括数字资产交易所和NFT平台，同时研究是否推动国会提高对无牌照交易的处罚，以及可能修改某些联邦法规以允许司法部在发现这些罪行的受害者的任何司法管辖区起诉数字资产犯罪。欧盟长期以来对加密货币采取积极的监管态度。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主要对欧盟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的监管，监管内容包括涉及加密货币洗钱或恐怖融资、加密货币服务的相关主体、稳定币等。同时，各个国家针对自身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欧盟自2020年起开始起草《加密资产市场条例》（MiCA），并预计最快于2023年生效并对欧盟成员国具有直接法律效力。该条例为保护加密货币投资者和监管加密货币交易所等服务提供商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法律框架。新加坡对加密货币行业实施监管的部门是金融管理局，由其集中对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数字资产进行分类监管，明确区分数字证券、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类型，分别纳入既有的证券、货币等监管框架内进行监管。无论是单一部门集中监管（如新加坡）还是各部门分别监管（如美国），加密货币行业的主流国家和地区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均采取积极干预和监管的态势。然而，目前的监管仍处在各自为政的阶段，如何对一家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启动各项司法程序和行政执法措施，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每个国家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对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力度和司法、执法经验。加密货币及其交易平台在近乎无约束的丛林法则下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全球化监管的缺失或成为加密货币投资者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关键因素。